當代性與敞開的“百年中國文學”
——讀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
■李強
如何從整體上評價近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，這是文學史難題，更是理論難題。它需要將“百年中國文學”視為一個探索性空間，一種活的資源。陳曉明主編的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：百年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建設》一書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），為“百年中國文學”找到的立足點是“當代文化建設”，這指向了一種傳統的生成和創造。“百年中國文學”成為一種敞開的存在，一種具有未來性的歷史構造。
理論上的“當代”，是“當代性”展開的過程。“當代性”一詞并未出現在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的書名和導論中，但卻是理解本書的一個基礎。在編寫該書期間，陳曉明專門探討了文學的“當代性”問題（《論文學的“當代性”》）。他指出，在西方思想史或哲學史中，“當代”或名詞化的“當代性”（contemporaneity）是可以與“現代”（modern）或“現代性”同義的，它屬于現代的一部分，或者是現代的另一種表述。漢語中的“當代”“當代性”，時代意識的意味很明顯，“意指說話主體對我們經歷的這一時段的一種整體性把握，它包含了這一時段特殊的存在感，也表達了一種哲學上的現實感。”“‘當代’所包含的特定的和復雜的含義是西方或‘世界’所沒有的，在文學史方面的使用尤其如此。它不只是對當下文學現象的概括，還包含著對一個特定時段的命名，賦予它一種質的含義；并且通過這個命名，即通過確立‘當代’的意義與外延，再返身確立‘現代’的意義。盡管在歐美文學史的表述中，也可能出現‘當代’，但這個‘當代’是時效非常短的‘當下’或當前，或最近十多年發生的事情。”總體來看，“‘當代性’是文學藝術作品整體表現出來的一種精神蘊含，它是在時間與空間、主體與客體之間建構起來的認識關系。”在這個意義上，副標題的“百年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建設”，并非兩個文學史對象的并置，而是一種新的認識關系的建構——從當代出發，打開“現代中國文學”。主標題中的“現代的形成與拓路”，不是線性展開的歷時性過程，更像是多面敞開的共時性結構。
在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中，百年中國文學向“當代”敞開了六大面向：傳統、世界性、大眾化、倫理、民間、新媒體。這六個面向，并非拼湊在一起的六塊版圖抑或六種特征，而是六種互通的進路。從文學史論的角度看，該書沒有把百年中國文學視為一個封閉的“六面體”，而是“六面鏡”，它們不僅映照出歷史，也向所有在大地上凝視著它的當代人敞開，向著有無數可能性的未來敞開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百年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命題，例如文學、革命、人、時代等，會在不同的章節出現，但每次出現的側重和背后引出的問題并不相同。與其說是在論述“百年中國文學”的不同面向，不如說是在用盡可能多的當代性的鏡子，幫助人們看清何為“百年文學”“現代中國”。
這些敞開的面向，幾乎涵括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全部的重要命題。這些命題在漫長的學科化過程中，不少都被封存為常識了。此時，那種對話、反思的“當代性”，也就消逝了。在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里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那些常識，被劃分到六大面向中重審。這不是在肢解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“本體”，將其“散作滿天星”，而是通過六種面向重筑歷史坐標，形成新的“星叢”，照亮當代夜空。隨手翻看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的章節，能獲得一條“百年文學議題”的線索，它具有索引作用，但若把多個章節進行組合、參照閱讀，則能得到更多鮮活的理論啟示。例如，該書第三編的“大眾化面向”，討論的是百年文學中的文化人民性問題，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延續到了當下的網絡文學。“大眾化”的問題，又與第五編的“民間面向”和第六編的“新媒體的面向”密切相關。從大眾文藝觀念上的可能性，落實到文學制度的實踐，再到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經驗。這些無疑都可以為當下的“新大眾文藝”討論提供啟示。當前圍繞“新大眾文藝”的討論，有許多是以“純文學”為中心展開的經驗描述。確切地說，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文學格局中，描述“文學”在“短時段”內的大眾化現象，但“大眾文藝在中國”應該是一個“百年”的“中時段”問題。文藝與大眾的復雜關系，只有在政治、媒介、藝術觀念等綜合坐標中才能看清楚，它需要寬廣的文化視域。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的創造性就在于，將“當代”的一端，落在了“文化建設”，而不是當代文學界習慣的“文學發展”上。
將視野從“文學”升格到“文化”，足以看清百年的來路。但要看清“當代文化建設”的未來方向，則需要再次“升格”，從“文化”提升至“文明”。按作者的描述，當下所處的是以電子工業、大資本、高科技和視聽藝術結合而形成的視聽文明時代。數字化、信息化、自動化等新技術的應用，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，引發了人們關于文學的未來的焦慮。緩解這些焦慮的辦法，不在“文學”“文化”的視野內。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預言：“在未來文明相當長的時期，視聽（聲像）雖然占據著文明傳播的主導地位，但書寫并不能被消除，相反，視聽還會依賴書寫文字，書寫文字會依附和糾纏視聽，它會成為它們的靈魂。也正因為此，書寫可以在視聽的時空里始終保持著相異性的作用，它如幽靈一般把異質性、把遠古的記憶持續喚醒。在視聽中開辟個人心靈的通道，或許也是共通性的通道。因為，人類可能始終以語言來思維，這一點無法改變，而語言必然以書寫文字為最基本的存在形式。”這種關于文學的樂觀、執著，來自立足本土、面向未來的中華文明觀。作者在該書的導論部分，有專門章節比較中西文化和文明問題。西方現代以來的文學觀念深受浪漫主義運動的影響，浪漫主義的文學觀念追求絕對性，受其影響的西方文學，可以說是以個人和神學為基礎的文化范疇內的文學。中國文學則是一種關于文明的文學，即便有各種個人的敘事，最終總是會卷入大文明的敘事。這種比較論述具有穿透性，相關議題值得深入思考。
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經驗極為豐富，所牽涉的理論問題又極其復雜。“當代文化建設”這一論題，亦有熱鬧的紛擾和迷人的陷阱。這些看起來有無數話可說的論題，恰恰容易讓人陷入喧囂的失語。主編在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的后記中說，編寫該書時力求“體大思精”。這一追求，應該是實現了。“體大”并非僅僅因為該書三冊的體量達到了120萬字，更重要的還是其處理了百年中國文學幾乎所有重要的現象、作家作品和歷史議題，其格局、視野的宏大，形成了一種鮮活、有機之“體”。“思精”是洞察之深刻、立論之精當，“體大”與“思精”之間的平衡是很難把握的。百年中國文學的敞開，以當代文化建設為起始點，才不會漫無邊際，墮入虛空；當代文化建設與百年中國文學，在文明論的視野下才能形成有效對話，不至于自困于眼前的紛擾塵埃。這樣的策略，使得《現代的形成與拓路》不僅實現了百年中國文學歷史敘事的創新，也開啟了百年中國文論的理論創新。
（作者：李強，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）
